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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045章 外交僵局
“这我可以理解，但山本毕竟是军方代表……恐怕。”
“你难道没看出来么？山本上台后日本全力发展海军，1913财年海军拨款增加近一倍，1914财年据说还要再增加四成以上，海军军费的暴涨带来了陆军军费的压抑……这对我们无论如何是件好事，日本海军原本已经很强了，譬如有100万吨军舰，再增加20万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，但陆军如果增加4个师团，我们的压力却是的的确确的。前些时候国安局不是已递上了情报？日本近卫师团的火力密度还比不上我们的11～16师，更不用说和中央警卫师何教导师相比，难道我们要坐视支持陆军力量增长的内阁上台？从世界大势来说，日本海军军力的增长最感到威胁的并不是我们，而是美国人……”
“有点意思，我明白你的想法了。”
“日本军阀，总是将自己的派阀利益放在首位的，海军的人掌权，肯定全力发展海军，准备与英美争锋，这远远强过‘民主派’为了掌权而不得不屈服于陆军要求的变局，所以，保住山本这个海军军阀内阁看似不可思议之动机，却是我们的最优选择。加上我们前些日子与日本海军之间的良好关系，我深信山本不会不明白这一点。”
“你打算达到什么目的呢？”
“第一，与日本缓解关系，最近日本方面一直就几条铁路逼迫得很紧，我们可以答应他们的要求，也让山本看起来有些对华政绩，使得他更有资本和威信来抑制住陆军尤其是关东军方面的恣意妄为；第二、私下里要与山本达成谅解，不要再暗地支持国民党；第三、巩固山本的地位。让他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扩充海军，日本海军扩充得越厉害，他能用于发展经济的资源就越少，也就越难在一战中捞取便宜；第四，将信息通过秘密渠道传播给美国，让美国对日本提高警惕，在远东的博弈中能争取到美国地同情或者倾斜是很理想的选择……”
“好的，那我去布置……”
“不用太着急。等我先打开一个外交缺口再说……”秦时竹的眼光中透露着狡黠地微笑。
民国成立已经两年，迄今为止，除一些零零落落之小国外，尚无任何列强正式承认中国。虽然各国在前清派驻时期的公使、领事等外交官员依然存在，且在实际中也履行着正常的外交使命，但名义上没有一种外交关系的存在，终究让人有些难堪。南京临时政府时期，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中承认前清一切债务和条约。恳请外国承认，没有一个大国愿意与之打交道。袁世凯时期，为了换取列强承认，不惜以出卖大量权益之善后借款为代价，结果护国战争起。善后借款未及签字便已成为废纸一张，承认自然也无从谈起。但是，虽然欧洲各国与中国之间没有明确的外交关系，但各种借款、安排一直都能达成协议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怪事。
秦时竹上台后在国情咨文中对国会允诺下两件事：“第一：稳定内政，包括社会稳定和财政稳定。第二：发展外交，主要是在外交上有所突破，至少要让各大列强承认新中国。”前一段时间，秦时竹忙着布置戡平川乱、中原剿匪、财政经济、铁路建设等各方面地事务，一直无暇分身外交，待到稍有空闲，便立刻听取了外交部的汇报。
陆征祥是袁世凯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长。在前清时节历任驻俄公使等职务，算得上是一位老外交家，对秦时竹上台后予的信任也一直心存感激。特别是在中俄边境冲突时北疆的外交表现让陆征祥尤为钦佩，虽然唐绍仪是当时的首席代表，但谁都知道，他背后其实赫然就是那位原先的北疆巡阅使、现在的大总统。
“禀告总统，自新政府成立以来，按照总统地建交方针。我和颜次长分别对英、美、法、德、日、俄等各大国公使进行了外交谈判。结果各国以协调一致为缘由，对我方建议和诚心一直含含混混、没有一句明话。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任何重大的突破。请总统恕罪！”
“包袱不要太重，民国成立近两载，两任总统，数任外交总长都没有把事情办妥，你们要想在这两个多月里完成突破确实难度很大，何罪之有？今天约你们谈话，主要是探讨一下突破的重点放在何处？究竟应该以什么正确的方针来行事？该付出多大的牺牲和代价？我想，这些国家虽然标榜国际协调，但终究是有矛盾和利益冲突地，不会是铁板一块吧？你们不要有所顾忌。”
“总统所言极是，各国虽然表面上敷衍，但实质态度和接洽情形是不一样的，卑职以为，外交上最有可能突破是德、美，最难突破的英、俄。”颜惠庆一一道来，“德国在欧洲由于身处俄、英、法三大国之包围，急于打破封锁，对我国抱有热切期望，特别是我国在边疆冲突与俄国交恶后，更是显示了浓厚的兴趣。卑职浅见，由于总统当日在北疆巡阅使任上与德国方面交情菲浅，故认为德国外交突破最易。美国对我国领土、主权野心不大，主要在于经济利益，总统既然公开首肯‘门户开放’、‘机会均等’，实际上已契合了美国地要求，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重大利益冲突。美国对华利益一直受英日同盟排挤，急于打开新局面，故而突破也较容易。英国虽然一直在口头上宣传中英友好，但对于我国新政府上台其实是有戒心的。据卑职在南方的好友透露，英国领事一直在和冯国璋等人在接触，据说朱尔典也参与其中。根据卑职的理解，这是英国一贯‘以华制华’的手段，英国在善后借款、西藏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强硬，正是英国压迫我让步之期望。再加上朱尔典和袁世凯之间交情深厚，大总统推倒袁世凯后。彼不免有所疑虑。俄国为外交之最难者，一来俄国曾与我国就蒙古问题兵戎相见，虽然外界都渲染为小冲突、偶然的冲突，但卑职认为俄人怀恨在心，对我领土主权之觊觎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，故建交困难重重。”
陆征祥小声道：“卑职此间听闻一小道消息，谓前不久以复辟罪名逮捕之铁良曾与俄国公使有过会晤，据说俄国方面有意扶持清廷复辟。事成后以蒙古和北满割让为报酬……此事曾在北京传得沸沸扬扬，最近才刚刚平息，不知总统是否听说此事？”
“我倒没听说此事。”秦时竹摇摇头。这事其实就是秦时竹授意葛洪义放出风声地，但在大面上却只能辟谣。
果然，陆征祥也是将信将疑：“此事俄国公使也曾大力辟谣，但报界舆论均认为不是空穴来风，况且铁良等至今仍被关押，不能不引起世间猜测。卑职倒以为。倘若真有此事，则中俄关系危矣！”
“总理对外交事务有何指示？”秦时竹适时转换了话题。
“总理只告诫我们兢兢业业去办事，为了大局可以暂且隐忍牺牲一些，民国初造，还应先以稳固国基为要义……另外还告诉我们。外交问题凡有重大决策，最好直接请示总统，由总统全权作主，以免不慎有损国体。”
“季老是老成谋国之言。”秦时竹叹了口气。继续问道，“善后借款情况如何？”
“举步维艰。洋人借款，主要图谋控制我经济、财政大权，对国权大有损害，袁世凯政府时期已屡遭国会诘难，如果继续按照五国银行团地方针，即便是达成了，也难以在国会通过。因此卑职认为除非换个思路，否则善后借款只能走到死胡同里。”
颜惠庆苦恼地说：“问题在于，各大列强将善后借款作为承认我国新政权之前提条件，双方僵持不下，这也是为何两个月来外交没有重大进展，只能在原地打转转的原因。”
“确实如陆总长所说，是要换个思路了，以往那种要想一举全面获取承认的方针必须推倒重来。我听说美国已退出了六国银行团。这件事似乎可以利用一番。”
“美国人是商人禀性。所贪图者为经济利益尔，只是哪里去寻找如此巨大、可观之经济利益？”
“两位可曾忘了前日国会所批准之一亿元可转股债券？我相信。美国人对此感兴趣。”
秦时竹说完，其余两人会心一笑，这倒确实是一颗好骨头，可以吸引美国人上钩。
“另外，前不久德皇给我发来一封电报，称德国代表即将抵京，商谈两国之重大事宜。”陆、颜两人一阵欢喜，所谓重大事宜，不是建交又是什么呢？
“故此，外交部要做好准备，准备与德国方面开始谈判。你们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，可以有意无意地透露这一点，特别是，此人是德皇全权代表，地位比目前德国驻华公使还要崇高，更是一个有力筹码。”
“是，我等明白总统意思。”
“西藏之交涉现在进展如何？不过朱尔典现在倒是已不来烦我了。”
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，正值袁世凯政府提出“善后大借款”前夕，为了不得罪英国人，北京政府终于屈服于英国的压力，准备按照英国在照会中所列条件与英国会商。当时，在中国方面同意英国要求后正式会谈前，中英双方曾就会谈的方式、内容有过几次讨论，原本这只是程序细节上地过场，不料英国方面居然节外生枝，提出由西藏代表作为独立方面与会。举行中、英、藏三方会议地想法是朱尔典首先向英国政府提出地，他认为三方会谈是达成协议的最好解决办法――“即使谈判失败，也将使我们处于一个有利地地位，和西藏人进行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谈判”。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，坚持要中英藏三方共同会商订约，共同签字。
陆征祥虽然秉承袁世凯的意思交涉，但也不得不直接指出其中厉害―― “此不亚于承认西藏有主约之权，而等于自主之国。”袁世凯卖国心切，作了让步，满足了英方的要求，同意举行三方会谈，但为避免给人以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地印象，又让陆征祥建议，西藏代表不称全权字样，而称“掌权员”，随同商议，或者由中英、中藏分别会谈，分别签约，希望以另外一种办法限制英国人的野心。
但这项建议遭到英方粗暴拒绝，声称：“英国政府所提出之三方会议的办法‘势在必行，必无更改之理’”。英国通知中国，无论中国代表与会与否，会议都将在10月6日开始。袁世凯在英国威胁下只能再次让步，同意参加三方会议。当时，朱尔典还公开扬言：“鉴于四川之设西康省，其西部纯系藏境，将来立约不能不规定边境，明分川藏疆界’。（这为历史上西姆拉会议中的划界问题埋下伏笔）
由于护国战争的爆发和袁世凯政府地倒台，英国方面的如意算盘落空，为了给秦时竹施加压力，朱尔典把西藏问题提到很高的地步。在当时的形势之下，刚刚进军北京，政权还不稳固地秦时竹不得不表示认可，但在心底却又对历史上之麦克马洪线恨之入骨，因此极力要求陆征祥贯彻一个“拖”字。
果然，陆征祥笑道：“为了贯彻总统的拖字诀，光是筹备会议就让我整整拖了两个月。英国原本将会场定在印度的西姆拉开幕，准备就近控制会议进程，原定于10月13日开始首次工作会议。后来我提出，我国代表、西藏宣抚使陈贻范、副宣抚使王海平均是袁世凯所派，为袁之亲信，我新任临时执政和国会对其并不信任，要求重派，否则不出席会议。英国方面无法，只能接受我重派之要求。原代表召回后，新派谈判代表于10月13日才正式启程，准备从天津坐船到印度。结果，上船时大风吹来，我方代表‘不慎’掉落水中，虽性命无碍，但却遭了一番罪。果不其然，重新上船后该代表就感染风寒，到上海附近海面时已经高烧不起，本着人道原则，外交部着令其在上海下船接受治疗，同时向英国声明，究竟是改派新代表还是静待原代表病愈重行？由于任命代表需国会表决，英方觉得麻烦，故而答应等待原代表病愈，以为风寒小病，一周必好。不料，一周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，我方只能重派代表。10月25日，经国会表决，新代表抵达上海，准备接替出行。说来也巧，正在此时，我副代表接到电报，曰父亲过世，要其立刻奔丧。英国本来不允，但我以为事关孝道，不能勉强，自古都要丁忧三年，现在虽然已不那么严格，至少要允许其奔丧……”